如果说，积极进取是孔子早年思想的主导方面，那么遁世退隐则是其思想的侧面，而这一点长期以来却被人们所忽视或讳饰，其实这在《论语》中也是有迹可寻的： 子曰： “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2] （《泰伯》） 子谓颜渊曰： “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2] （《述而》） 子曰： “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2] （《卫灵公》）（朱熹《集注》： “ 卷，收也；怀，藏也。 ” ） 可见，中国古代文人 “ 用进舍退 ” 的双重人格，早在孔子身上就已存在了。 不仅如此，孔子的思想中还存在神仙说的影响，这也是他晚年行道失败后力图到神仙世界去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其根据便是《论语 · 公冶长》一章： 子曰： “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 子路闻之喜。子曰： “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 孔子浮海的目的，前儒几乎一致认为是欲行道于海外，以教化当地淳朴的东夷部落，其实这种看法是难以使人信服的。试想，既然礼仪之邦的鲁国都不能推行孔子的政治纲领，那么垂暮之年的孔子仅凭一叶木筏和一位好勇的子路就能行道于海外蛮夷之地，不也太不切实际了吗？因此，孔子居夷浮海的真正目的，很可能就是刘宝楠所否定的 “ 遁世幽隐 ” 、 “ 为世外之想 ”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 “ 若必谓孔子抱化夷为夏之志，则反失之 ”[10] （ P233 ）。这与后世苏轼 “ 江海寄余生 ” 的出世退隐里想很相似，只是孔子所幻想的 “ 化外世界 ” 与苏轼不同。这得从东夷人的宗教信仰说起。 当然，孔子入海求神山的出世之想，最终并未付诸行动，其中原因不得而知，但 “ 子欲居九夷 ” 、 “ 乘桴浮于海 ” ，却暴露了孔子晚年的思想矛盾 —— 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所谓 “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2] （《季氏》），大概也是孔子在夫子自道吧。他既慨叹入世行道之难、又叹出世之不易，因而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其中的难言之隐，又不便对弟子说，只好以 “ 无所取材 ” 这一模棱两可的话来搪塞子路。说是戏弄子路，倒不如说是在自嘲，此话的弦外之音，唯有他自己明白，后人的注解歧义纷出，终属猜测。但若说晚年的孔子是一位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圣人，这话大约是不会错的。 孔子晚年思想的矛盾其实浓缩了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普遍的性格悲剧。他们一方面怀抱以道自任的济世之志，但在外儒内法的专制政权面前必然是无由施展，无所作为屡经碰壁的结果便是退回内心，而走向遁隐避世的人生道路。孔子本人还无法调和这对矛盾，到了孟子，则替自己设计了一条较理想的进退出处的人生道路： “ 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16] （《孟子 · 尽心上》）这成为此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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