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天下”—论儒学的“政治旨在”性与现代困境

时间：2008-07-15 14:41:45 来源：语文芳草地作者：鱼无言

　　［摘要］本文上篇从分析《论语》文本入手，多角度阐述了孔孟儒学的“政治旨在”性，得出了儒学是“为政治”的哲学的结论。下篇论述了儒学的“政治旨在”性，正是它或穷或达的根本原因，进而指出儒学走出现代因境的可行途径，是儒学从政治情结中解脱出来，走向社会和普通民众。　　［关键词］儒学　政治旨趣　现代因境　　　　　　　　　上篇　儒学是“为政治”的哲学　　本文之“天下”，与《庄子•让王》“尧以天下让许由”之“天下”同义，指“国家、政权”。　　“半部《论语》治天下”，典出宋初宰相赵普［1］，常为后人引用，显示了人们对《论语》政治目的性的体悟；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大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均自觉“以天下为己任”，后进之儒多以此自期许，直至今日，新新儒学所讨论的，仍然是儒学怎样由“内圣”而“外王”、用于“兴邦治国”，反映了儒者对儒学匡时济世之要义的把握；考察儒教的兴衰通蹇的历史遭际，也证明了儒学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取向性的哲学，与国是、政权有先天而来的错综纠葛。　　以《论语》为祖典的儒学，是“为政治”的哲学，且是儒者个人相对于政治的哲学。这一认识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察。　　首先，从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孔子的生平言行，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作为政治旨在性哲学，有它的社会客观要求和个人主观动因。关于社会方面，孟子已说的很清楚："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4］。　　事实上，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说，无论有多大分歧，无论后世如何评判它们，无不带有“治世”的政论哲学色彩。儒、墨、法诸子自不待言，即以道家，如老子：“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5］、如庄子：“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6］，亦每以天下论短长。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恺撒的事”［7］。　　关于主观愿望方面，从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可以看的很清楚，因是众人熟知，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论语》作为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虽限于“语录”的体例，没有见成章节的关于政治的论述，但仔细辩读，仍能揣摩出其学说的“为政”取向，以及由“修”至“治”的为学思路。　　如在《论语》首篇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8］，说明了修孝弟的政教功用；在次篇中，“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十七篇中：“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0］，都说明了其学说治世化民之旨在。　　另一些章节，如，“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1］、“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2］，又指出了孔子“修身”为“治世”的治学目的。　　再如，“子曰：‘雍也可使南面’”［13］、“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4］、“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15］，则又使我们窥见了他对儒者个人相对于政权的价值定位。　　虽然，《论语》中的多数篇章，或是在阐述“仁”、“礼”、“孝”、“君子”人格等的实质内涵，或是在阐述 “学”、“思”、“行”等具体的修习途径和治学态度，但从松散的篇章中，我们仍约略可见，“修齐治平”间是有层次性、方向性的，其“修齐”只是手段或途径，其“治平”才是目的或趣旨，　　关于这一点，在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中，阐述的非常清楚——“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6］。　　而关于孔子对自然学科的忽略，对“生”、“死”、“鬼”、“神”等终极思考的回避（《论语•雍也篇第六》：“敬鬼神而远之”、《论语•述而篇第七》：“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先进篇第十一》：“未知生，焉知死”等等），一方面是受当时人类知识结构的局限，但更为重要的，是与他的“精英教育”的“政治旨在”性一脉贯穿的。孔子儒学作为一种教人积极入世的学问，它的入世角度是“天下”的“治平”，它的培养对象是“上智”之人（《论语•雍也篇第六》：“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泰伯篇第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继孔子之后儒家著作的政治目的性，较之祖典《论语》则要显见的多。如《孟子》，已爝然以“仁”、“政”并举；再后的儒家，则更是多以“内圣外王”为要义，自不必细表。然而，历世儒学的荣辱穷达直由此出，却是我要着重论述的。　　　　　　　下篇　儒学的现代困境本自于它的“政治旨在”性　　　　儒学既是“为政治”的学说，则所谓的儒教必依附于政体，必不能也无需有自己的组织和庙堂；它的信众，就整体而言，其价值虽有“圣人”、“君子”等这些教义内在的标杆，但最终的检验却在于“政治”上；“治国平天下”是儒士的终极追求，“内圣外王”是儒家的最高境界——由是，命中注定的，儒学以及儒家的命运，古今儒教之穷达，便紧紧地与国家和政权绑在了一起。　　由于“仁”是“上智者”对生民的俯就与怜惜、和对无限“人治”有限的约束；“礼”是对社会秩序的等级安排、和对这种不平等的心里调停；当社会处于纷争，“仁”、“礼”有碍于政权更替和政治目标实现的时候，则儒教被贬辱；反之，当政局稳定，需要“仁”、“礼”休养生息、安定社会、维持统绪的时候，则儒教被尊崇。但无论如何，儒家学说就君权社会而言，是有它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的。　　但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民主化政体和科学精神成为主流（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如此），则当代儒教的式微，又与历史上大不相同：不再与世治、世乱者关系紧密，而与儒学本身随社会发展而日益凸显的局限性密切相关。　　简言之，是儒学的“治平”目的与它的“修齐”手段间，历经了二千余年的人世变迁后，已产生了严重的悖离；其目标之宏大(治世)与其手段之偏狭(修德)，已远远不相匹配。　　首先，“仁”之于“政”已仅有辅助意义，靠有限的“民本”思想而欲在“民主”的时代“内圣”而“外王”，是南辕北辙的。　　其次， “礼”之于“政”更是无补，即便于“齐家”，也已不合近、现代人的人伦观念，更遑论“治国”。　　再次，孔孟儒学的修已似乎全在修德，入世即为“治”世。在科技昌明、行业分化如此之细的今天，对于指导“有志于道”者立己立人、由学入世，颇有偏狭之嫌。　　这些认识实则人人可见，我又特意申明实在无意苛责古人，而是因为今日之儒学研究者，仍有人相信“内圣”必通“外王”，而儒于今日如何由“内圣”开出“外王”事功，仅仅是一个过程的再造，却不自觉是一种方向的误导。　　由“民本”思想而可“开出”“民主”政治之事功吗？蔡仁厚先生说：“由‘民本’、‘民贵’的思想，落实为‘民主’的体制，也本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并没有本质上的困难。”［17］我有不同的看法。　　“民本”、“民贵”是君主政体下“人君”处理“君”、“民”关系的参考律条，体现的是“君”对他的私有财产――“民”的珍惜；而“民主”是民主政体“公民”自治的基本信念，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公民”意识；“民本”可以羽化为“民主”，是否有逻辑上的悖谬？　　而关于科学精神，“第三代新儒”认为，“是要调整文化心灵表现的形态，使‘知性主体’从‘德性主体’的笼罩下透显出来，独立展现认知活动以成就知识”［18］，这幅图景固然美妙，其间的具体过程似模糊不清：“知性主体”和“德性主体”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是并列的，上段话是不是意味着要强化“知性主体”而弱化“德性主体”？如此便有违以德为先的儒道；如说的是“德性主体”凭籍自觉而就可“成就知识”，似乎又过于玄妙缥渺。　　以我之见，今日重兴儒教，只能是扬弃地吸收它某些有现实意义的成份，而不是固守“内圣外王”不能释怀，企图修补儒学重为“经邦”之用，否则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是因为修补的太多，以至“儒学”与“新儒学”风马牛不相及，相互不能取得基本的认同；另一结果是割肉补疮，于事无补。　　可靠的途径，应是取其“内圣”之学，舍其“外王”之功，只保留修身之学，而不期以治国平天下。将旧儒学死去的部分割舍，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才能发扬光大。　　对此，王邦雄先生的见地极为高明，他说：“首先由孔孟让开一步到老庄，不做圣人而放开天下，还天下于天下，让天下依循自己的规律去运转，是曲；其次由老庄下来一步到荀韩，再把天下交付给客观礼法的制度去操作，是成。”［19］　　只是让我不解的是，他仍然认为这一套程序是对儒学的“曲成”。儒家经如此“曲成”之后，是否比原先儒道的分歧更大？　　我认为，儒家经典，作为个人修养的学问，仍有它自身原本的极大价值。以《论语》为例，即有很多直指底层人性的基本道理，如君子人格的修持，如学问的授受之道等等。因此何不更进一步，不为“曲成”儒学，而直解为儒学对“天下”的放弃——让儒学从“为政治”的学问，退守为“为修持”的学问。　　儒学在我国，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很多孔子语录成为民间常用熟语即是例证，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等。不仅如此，中国哲学特有的“以人为本”的观念、人与自然相互关照的思考方式，对“后现代”的西方社会，也很有启发。光大现代儒学，应该是有价值、有希望的。　　所以，儒学离开政治，复归民间，将儒学从“治平”情结中解脱出来，让儒者卸下“以天下为己任”的重负；丰富修身的内涵，从独修德而到德、智双修；扩大立己立人的外延，“志于道（德）”者可为“君子”，“志于学（问）”者未必不能济世；如此，则儒教会获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广大的信众，而它的“外王”事功，或许会不期然而然？　　所谓“离则双美、合则两伤”是也。　　　　注释：　　［1］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2］《孟子•尽心章句上》［3］范仲淹《岳阳楼记》［4］《孟子•滕文公下》［5］《老子•第二十九章》［6］《庄子•天道第十三》［7］　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4 P142 ［8］《论语•学而篇第一》［9］《论语•为政篇第二》［10］《论语• 阳货篇第十七》［11］《论语•宪问篇第十四》［12］《论语•子张篇第十九》［13］《论语•雍也篇第六》［14］论语•述而篇第七》［15］《论语•子路篇第十三》［16］大学•大学之道》［17］蔡仁厚《新时期的文化省思与前瞻》载《当代新儒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4 P30 ［18］同上［19］王邦雄《牟宗三先生会通中西文化之哲学慧命》载《当代新儒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4 P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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