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华：《遗忘张爱玲的四种方法》 一、未完成的天才 你还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 张爱玲说这话时，还是二十郎当岁。 成名要早。晚了也就不那么痛快了。 张爱玲果然很早就成名了。 然而很晚才死。 这期间，却留下了许多“未完成”。有一次在香港和朋友聊起张爱玲。因为张爱玲在香港住过几年，又有《倾城之恋》的例子，游过油麻地码头和浅水湾酒店，自然话比较多。朋友颇为鄙薄地问：“为什么大家都谈张爱玲?张爱玲有什么好?”我沉吟了半晌，只能说：“张爱玲的一生其实有许多事都是未完成的……”，像学业。当年伦敦大学在上海招生，张爱玲考取了，却因为二次大战爆发，英国已不能去，改人香港大学。谁知香港没几年也随即陷落，其间她发狠用功了几年，留在港大，漂亮的成绩单竟在战火当中付诸一炬，事后自然也无法再入伦敦大学。说完我又觉不安，仿佛一个人身世堪怜便足以原谅其他——然而，张爱玲又“有什么不好?” 返台几个月后，朋友从香港寄来一封信，里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影印过的白纸，上头两行铅字：“我已经不爱你了。而你是早已不爱我了。……即便写信来，我也是不看的了。” 竟然用的是张爱玲诀别胡兰成时的句子。 这就是张爱玲的“好”。 而那次黄浦江上的黄浪滚滚的诀别，才是张爱玲一生最大的“未完成”。 二、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张爱玲的作品其实也全然不是无可议论的。《连环套》没有写完，用《金瓶梅》的笔调写现代都会和洋人姘居的中国女人，浓重的“，旧小说”的习气令读者错愕。《小艾》多年后才出土，是篇“歌颂无产阶级”——起码是尝试正面描述“工农兵”的作品，是张爱玲“顺应”大陆变化后“写作指导方针’’的“极限”：诚如她自己所言：“连家里的老妈子都还不算是无产阶级，那我实在是写不出那样的作品。”然而《赤地之恋》是在“授权’’之下的情况写的，和真正的张爱玲作品相较，却又黯然无光，连胡适盛赞的“平淡而近自然”的《秧歌》，张爱玲都自己承认“怎么故事里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样”。 可见写作一点也勉强不得。如《自己的文章》里所形容，作家要写什么，看似自己可以决定，其实不然。好像一棵树，落在什么样的土壤，就长成什么样子。 从张爱玲，我看见这世纪的中国，如何对待一个世界级的中国作家。 三、为什么不得诺贝尔 全世界有华人华文的地方，就有人谈论张爱玲。另外一次是在纽约。大家都知道张爱玲英文比中文好，但这位朋友对此论点颇令 “为什么张爱玲得不了诺贝尔?”他说：“为什么张爱玲在华人世界的名气这么响亮，在美国这么多年，却似乎对她有兴趣的外国人不多?” 我很有兴趣听着。 “因为大家都只注意到张爱玲的文学源头来自《金瓶梅》和《红楼梦》，却忘记了张爱玲还有一项癖好：专看‘垃圾’。那些不入流的小报、通俗书刊……她的英文好在那里，不好也在那里。她学那些‘垃圾’的语法，写成中文成了漂漂亮亮、意象鲜明的个人风格，大家模仿，可是她的中文倒译回去成为英文——她又喜欢自己译自己的作品，譬如《海上花》——却变成最鄙俗不堪的英文了……” 我听着，心头念头一动又一动，是真正这样吗?是什么样的宿命使张爱玲无法在生前成为如她自己所向往的“像林语堂那样以英文写作闻名世界的中国作家”? 真是宿命。 四、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张爱玲和她的情人们。 胡兰成、王祯和、胡适(?)赖雅(FedinandReyher)。 但不曾“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张爱玲最好的作品是什么? 盖棺仍不足以论定，有人说《金锁记》，有人说《倾城之恋》。但许多人似乎忘了《半生缘》。 上海。沦陷区的上海造就了张爱玲，也许张爱玲“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但“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胡兰成来了又走，为的是要她在失落的虚空之中继续创作……然后直到她离开中国，她终于再无以为继。这位“灵魂深植于中国的作家”的后半生造就了另一则作家本色的传奇，相对于前半生的不辍创作，隐居后的数十年则是以自身生命印证信念的另一种 作品呈现。中文世界里的“张爱玲梦魇”，风起云涌的无数个“张爱玲式”的女作家们，谁知道，在下一个世纪中国历史里，还有多少天才要在十三岁的日记里，写下另一则“美丽而又苍凉”的“我的天才梦”呢? (原载1995年9月15日台湾《中国时报·人间》)
余光中：《何曾千里共婵娟》
中秋前夕，善写月色的小说家张爱玲被人发现死于洛杉矶的寓所，死状安详，享年七十五岁。消息传来，震惊台港文坛，哀悼的文章不断见于报刊，盛况令人想起高阳之殁。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哀艳苍凉，她自己则以迟暮之年客死他乡，不但身边没有一个亲友，甚至殁后数日才经人发现，也够苍凉的了。这一切，我觉得引人思则有之，却不必遗憾。因为张爱玲的杰作早在年轻时就已完成，就连后来的《秧歌》，也出版于三十四岁，她在有生之年已经将自己的上海经验从容写出。时间，对她的后半生并不那么重要，而她的美国经验，正如对不少旅美的华人作家一样，对她也没有多大意义。反之，沈从文不到五十岁就因为政治压力而封笔，徐志摩、梁遇春、陆蠡更因为夭亡而未竟全功，才真是令人遗憾。 张爱玲活跃于抗战末期沦为孤岛的上海，既不相信左翼作家的“进步”思想，也不热中现代文学的“前卫”技巧，却能兼采中国旧小说的家庭伦理、市井风味，和西方小说的道德关怀、心理探讨，用富于感性的精确语言娓娓道来，将小说的艺术提高到纯熟而微妙的境地。但是在当时的文坛上，她既不进步，也不前卫，只被当成“不人流”的言情小说作家，亦即所谓“鸳鸯蝴蝶派”。另一方面，钱钟书也是既不进步、也不前卫，却兼采中西讽刺文学之长，以散文家之笔写新儒林的百态，嘻笑怒骂皆成妙文。当代文坛各家在《人?兽?鬼》与《围城》里，几被一网打尽，所以文坛的“主流派”当然也容不得他。此二人上不了文学史，尤其是大陆的文学史，乃理所当然。 直到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才为二人各辟一章，把他们和鲁迅、茅盾等量齐观，视为小说艺术之重镇。今日张爱玲之遍受推崇，已经似乎理所当然，但其地位之超凡人圣，其“经典化”(danonization)之历程却从夏志清开始。《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一九六一年，但早在一九四八年，我还在金陵大学读书，就已看过《围城》，十分倾倒，视为奇书妙文。倒是张爱玲的小说我只有道听途说，印象却是言情之作，直到读了夏志清的巨著，方才正视这件事情。早在三十多年前，夏志清就毫不含糊地告诉这世界：“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一位杰出的评论家不但要有学问，还要有见解，才能慧眼独具，识天才于未显。更可贵的是在识才之余，还有胆识把他的发现昭告天下，这就是道德的勇气、艺术的良心了。所以杰出的评论家不但是智者，还应是勇者。今日而来推崇张爱玲，似乎理所当然，但是三十多年前在左倾成风的美国评论界，要斩钉截铁，肯定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的成就，到与鲁迅相提并论的地步，却需要智勇兼备的真正学者。一部文学史是由这样的学者写出来的。英国小说家班乃特(ArnoldBennett)在《经典如何产生》一文中就指出，一部作品所以要成为经典，全是因为最初有三两智勇之士发现了一部杰作，不但看得准确，而且说得坚决，一口咬定就是此书；世俗之人将信将疑，无可无不可，却因意志薄弱，自信动摇，禁不起时光再从旁助阵，终于也就人云亦云，渐成“共识”了。在夏志清之前，上海文坛也有三五慧眼识张于流俗之间，但是没有人像夏志清那样在正式的学术论著之中把她“经典化”。夏志清不但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只手改写了中国的新文学史。 杰出的小说家必须有散文高手的功力，舍此，则人物刻画、心理探索、场景描写、对话经营等等都无所附丽。张爱玲的文字，无论是在小说或散文里，都不同凡响，但是她无意追求“前卫”，不像某些现代小说名家那样在文字的经营上刻意求工、锐意求奇。她的文字往往用得恰如其分，并不铺张逞能，这正是她聪明之处。夏志清以她的散文《谈音乐》为例，印证她捕捉感性的功夫。“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如此真切的感性，在张爱玲笔下娓娓道来，浑成而又自然，才是真正大家的国色天香。 张爱玲不但是散文家，也兼擅编剧与翻译。她常把自己的小说译成英文或中文，也译过《老人与海》、《鹿苑长春》、《浪子与善女人》、《海上花列传》，甚至陈纪滢的《获村传》，也译过一点诗。林以亮(宋淇笔名)为今日世界出版社编选的《美国诗选》出版于一九六一年，由梁实秋、张爱玲、邢光祖、林以亮、夏菁和我六人合译，我译得最多，几近此书之半，张爱玲译得很少，只有爱默森五首、梭罗三首。宋淇是她的好友，又欣赏她的译笔，所以邀她合译，以壮阵容。 宋淇和张爱玲都熟悉上海生活，习说沪语，在上海时已经认识。五十年代初，他们在香港美新处同过事，后来宋淇在电懋影业公司工作，张爱玲又为电懋编写剧本《南北一家亲》及《人财两得》。经过多年的交往，宋淇及其夫人邝文美已成张爱玲的知己；由于张爱玲晚年鲜与外界往来，许多出版界的人士要与她联络，往往经过宋淇，皇冠出版她的作品，即由宋淇安排开始。张爱玲与宋淇的深交由此可见，所以她在遗嘱中交代，所有遗物与作品委托宋淇全权处理。宋淇知她既深，才学又高，更难得的是处事井然有条，当然是托对了人。如果是在十年前，宋淇处理她的遗嘱，必然胜任愉快，有宋夫人相助，更不成问题。但是张爱玲似乎忘了，宋淇比她还长一岁，也垂垂老矣，近年病情转重，甚至一步也离不了氧气罩。最近逢年过节，我打电话去香港问候宋淇，都由宋夫人代接代答了，令我不胜怅惘，深为故人担忧。其实宋夫人自己也有病 在身，几年前甚至克服了癌症。两位老人如今真是相依为命，遗嘱之托，除了徒增他们的伤感之外，实在无法完成。这件事当然是一付重担，不如由宋淇授权给皇冠的平鑫涛去处理，或是就近由白先勇主持一个委员会来商讨。 (原载1995年9月15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
《中国文学史话》
【moneycat3202】： 张炜《远逝的风景——读域外画家》第十篇记梵高，他说：“我们终于谈到梵高了，神圣的梵高。”胡兰成也象梵高一样能使人想到生命激情的人。 每次看《中国文学史话》都要赞一回，我就是喜欢这样的聪明人。近来想想也奇怪，我早几年心里就明白，《中国文学史话》没有《山河岁月》《今生今世》好，但翻《中国文学史话》的次数却最多。 胡兰成的文章又大又美，《诗》，《易》，《史记》，子夜歌，红楼梦，张爱玲一路下来，我自己觉得钱穆对他的影响也很大（见唐君毅与胡蘭成的通信），这种影响一直在其文章中清晰可辨。而鲁迅呢，网上有考证文章说胡兰成有送自己的散文集《西江上》。（《鲁迅日记》1933年4月1日条曰:“得胡兰成由南京寄赠之《西江上》一本。”）但胡兰成后来讲“礼乐人世”，当然就把鲁迅弃而不顾了。这里就有一个对文化传统的认识的问题，很有趣。 1
几点小纰漏：
胡兰成看过吉朋，书名延误作《罗马兴亡史》，我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看到：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 Fall of Roman Empire》应该翻译为《罗马衰亡史》，首篇便写了奥古斯特温和政策，而后继者因循旧制，惟恐外臣持兵自重，所以从公元元年起一百年内，所征服的惟有不列颠。EDWARD GIBBON是书，是讲罗马由盛而衰的历史。——胡兰成对外国文学推崇的只有《圣经》，《柏拉图集》，还贬为“格低”，见解不是很平实，他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索忍尼辛《古格拉群岛》，纪德，康德，萨特，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翁，萧伯纳，一律用惋惜的口吻：咳，你们倒霉啊，就因为你们不是中国人。日本和印度比你们幸运，日本和印度和我们的差距是隔条小溪，而你们和日本和印度还远隔重洋呢，和我们怎么比？ 胡兰成称赞中国的郡县制度早欧洲1800年，而当时欧洲还是封建领主统治（见P43），罗马在屋大维于公元前建立元首制前一直行共和政体他却视而不见，我们看Pericles 的演讲：... for we enjoy a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does not copy the laws of our neighbors ... in name, form it’s not being administer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few, but of the many, it is called a democracy ... 他又写“英国荒废耕地做成兰开夏机器纺织业的牧羊场”，“待童工女工那样残酷”，这是批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我们对这样的批评多么熟悉啊！不过F A 哈耶克编过一本书《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仔细地考察了这种历史观念，斥其为“最离谱的超级神话”，我看《殷海光与林毓生书信录》，他们师徒二人很早便关注哈耶克，所以胡兰成也有机会拜读哈耶克的文章的。 2
我个人觉得《史记》对胡兰成的影响极大，司马迁写郭解，孟剧，写得极高远，胡兰成也写吴四宝；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犄角旮旯里有一句话：“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有自况的沉痛，胡兰成不会不留意，所以他写的富贵来醒人耳目，现在王力群电视上讲课说司马迁有货殖的见识，得益于他宫刑的经历，因为他无财赎罪，真真是无稽之谈，只能说是王力群自己见识不高，司马迁游历极广，南游江淮，北涉汶泗，西征巴蜀以南，有《货殖列传》里朴素的见解不是很平常吗？又不是什么经济学的大发现，老子说一个富足的社会里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景象，这听起来多迂腐！《史记》里郦生说沛公：天下之心未有所待。胡兰成的文章里也有这样的用字用句；《史记》中苏秦有言：骄君必好利，而亡国之臣必贪于财。见解深闳博大，我们也可以对照《今生今世》里所写的周佛海来读。 3
胡兰成对朱天文，朱天心的影响，一个例子便是：朱天心的《击壤歌》有：爷爷曾经说过日本有一个很轰动的事情，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自杀，为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大好的青春世界，她不知该如何来过，我想我是很了解她那种不是厌世而自杀的心境的，她的死亦是在一片灿烂无尽的阳光中！而这个故事后来被朱天文又用到了电影《悲情城市》里！她们年少是也学胡爷爷的政治情操，说要反攻大陆，一笑！另，经前两年一阵“汉奸”的口诛笔伐，现在书店胡兰成的书已看不到了，只有俗气的胡张恋。——我身上从来没有什么民族大义，之前还自责过，最终熬不过天性，也罢了。汉奸我不是觉得可以原谅，我是说我压根不拿它当回事。网上看到之所以胡兰成的书会在大陆出版是因为江澤民父亲江世俊（江冠千）曾是胡蘭成在汪政府时的親密助手，不知是真是假。且说胡兰成《历史的漩涡》就记了这事，不过《历史的漩涡》我没看过，就象有胡兰成身影的《日本庭院》我也无缘得见一样，不过期待中！
【charliechan3】：
我最近在整理胡先生最後一本中文著作《今日何日兮》，可在幾天內送上網路。趁著印象新鮮，我也來為樓主這篇看法敲點邊鼓： 一、在與唐君毅先生的書信中，胡嘲笑自己帶著「縱橫家的臭味」，從表面的文字看來，他對核子大戰的預言是不對的，不過若以他過世之前，美國的雷根總統正在大舉擴張軍備，與蘇聯競賽，則他的憂慮不是沒有理由的，因他沒看到後來蘇聯的垮台，兩強軍備競賽告一段落；他對世界經濟的悲觀看法也沒有應驗，不過先前他在《建國新書‧形勢篇》用以評析世界經濟走勢的思考模式，至今用來理解全球化之後的經濟情勢仍是有效的，經濟學的領域裏，各種奇怪的主張都有，對此有通盤認識的人，應該很容易看出胡接納的是哪一種經濟學的學說；胡死後幾年方出現電腦業的勃興，迅速擴及全球，世界經濟有了新興的焦點，但這方面的發展恐怕也不是無止境的，還是會出現飽和的危機，德國社會學家韋伯說資本主義終會將地球消耗殆盡，胡的看法大約若此吧，他對「產業國家主義」非常反感；可能他對公害問題的擔憂會在未來應驗，我最近看到南極冰層大規模崩解，又太平洋上出現一塊面積不小於台灣的由垃圾組成的漂浮區域，隨著洋流移動等報導，可見胡當初的憂慮在目前是現在進行式；胡對大陸政局走勢的看法應以他攻鄧小平書為準，那是他的最後看法，與前此的觀點有很大的轉折，Ｇ-黨的確沒有垮台，但馬/列/毛已經失勢了，不是嗎？ 二、胡書中對吉朋書名的筆誤大概是一時失察，如佛法「無上正等正覺」的簡稱是「等正覺」，而他一誤到底的寫成「正等覺」，但這應只是小事。胡致書朱先生，提出他重視舊約聖經的理由是視之為「民族的修行史」，而「無上甚深微妙法」的佛法所提的個人修行，在他看來沒那麼重要。西洋古籍他讚許希羅多德的《歷史》，又他很重視神話的研究，這點可視為一種文化人類學，如朱天文應酬論者所提出的那樣。二十世紀的史學中有對文明的判教，如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和湯恩比《歷史研究》等，對胡的影響應該很大，惟這種史學思潮目今已非主流。 三、在上提〈形勢篇〉和《今日何日兮》中，胡都提到海耶克，讚許他的主張，海是自由主義大師，與胡所皈依的周禮有一部分精神是相同的，但胡當然與自由主義有別。另胡也讀海德格，在〈形勢篇〉簡短有過評述，讀這些西洋哲學未知是否直接得自唐先生的介紹文字，但據悉胡生前的藏書也是以萬本計算的，後來因為搬家，好像捐給了筑波圖書館。 四、有論者對胡的想法提出「息感祕教」的惡評，該論者與天文天心友好，我覺得對著好友提出這種非議難道不是「對子罵父」、很嚴重的失禮嗎？倒是天文天心量大，不以為忤。 其實認真說來，中國的「息感祕教」教主難道不是周公、老子、孔子？從《今日何日兮》的論述看來，胡仍在為孔子所謂的「天命」等問題、老子「絕聖棄智」等問題，用文化人類學等方式，找出理由來加以解碼。新儒家也在做這種努力，胡在早先也許與他們相同，用哲學思辨來探討，晚年已有很大的不同了，胡在《山河歲月》中對「絕聖棄智」的看法，到了《今日何日兮》則會通了中西文明都曾出現的這種議題，再往深處挖掘，已是有很大的不同。在余英時的文章中也論及「絕聖棄智」之類的看法，用西洋名詞「反智論」來概括，當然文章的著眼方向不同，余英時的論述要旨是為了「反專制」，而胡呢？拈出這點提請讀者注意。 胡與新儒家的不同有很多，例如胡有重視文學、美學、文化人類學的一面，又新儒家要員年輕時也曾與政治有過牽扯，1949年後則都已退出政治的暴風圈，雖有政治上的論述，現實感則不及胡，胡尚多出經濟學的一面。徐復觀在初識胡時，批評他「馬列的餘息未除」，而走到後來，我與一位網友談論到這點，那網友指出「徐對中國文明的尊信不及胡」，對此有相關的論文一篇，不是我寫的，等適當的時機再予發表。胡唐書信中有論及「世務之儒」與「心性之儒」的不同，很可思省，提請朋友注意。 目今哈佛、耶魯那樣的學府仍在繼續研究希臘羅馬，且俾予如此的學者很高的學術地位，其用意無非是在古老文明創始的認知中發掘養分，以圖俾益今世的文明，但現在的中國人卻正在集體丟棄自己文明的遺產，「息感祕教」這種名詞被提出來，不正是明證？易經，籠統的說，不正是古老的文明在創始時由中國人的老祖先所提出的一大套認知方式嗎，胡最後的皈依於此，而現今一大堆中文系的教授在幹什麼呢？四書五經，有人通一經嗎？ 五、我個人覺得胡自傳中提到吳四寶，的確是有深意的，舊式中國人視杜月笙、吳四寶之流為「遊俠」，這觀點來自太史公，歷來都有沿習，例如蘇東坡的〈戰國任俠〉一文。胡的書幅「英雄無賴有真姿」，特別點出「無賴」所具有的俠情。胡於文化被逐，經朱先生奔走安排而有容身之處，胡對此深為感激，大恩不言謝，他的表達，是在《禪是一枝花》裏稱朱先生為「郭教授」，太史公〈遊俠列傳〉裏的代表人物是朱家、郭解，朱與郭的聯想不是很當然的嗎，這點不必看張瑞芬的考證。 天文天心去日本，對佘愛珍深感驚艷，都寫了第一篇文章記之，接下來的第二篇都說要寫的，可惜都沒有寫出來。 六、現在學者的見識不高比比皆是，像上述那位論者自己就沒有研究過佛學、易經、經濟學等，難怪會一言抹煞。稍微接觸到一點易經的象數論，就會發現從○到一，這種從「無」到「有」的思辨，是易經象數論學者的共同興趣，以胡對易經的皈依，當然會論及於此，但該論者的推斷是胡抄襲，他直覺的栽贓只說明了自己的無知。他又編造出一個刀筆，說胡是「張愛玲的頭號大弟子」，真是八卦式的無聊。 挖掘出人所不見的資料是很可貴的，但因此而來的許多論述在我看來真是不敢領教。例如把胡蘭成與十三妹之間文字往來挖掘出來的那位學者，其論述就很可笑，試觀他對胡「平生知己在敵人與婦人」的書幅所作解釋，繞了好大一圈，仍不知所云，根本在於他對中國文學的涉獵太淺，胡云「平生知己在婦人」，試想蘇東坡與朝雲就行了；至於將敵人視為知己，則曹操對生平的敵人、諸葛亮與周瑜、羊祜與陸抗等等不正是如此嗎？何況胡還自侃是否有資格這麼說，其意思不是很明顯了嗎？那位論者肯定沒有讀過《三國演義》，但能指出其非的目下好像也不多見，反正現今是中國人集體在拋棄自己的遺產，見怪不怪，還好多半的人還是喜歡張愛玲的。 七、胡的英美文學涉獵，在台灣曾被一外文系教授問難過，發覺涉獵極廣，胡沒被問倒，該教授懷疑胡係得自張愛玲，但沒把握。以網上一篇文章對胡於俄國文學的探討，也發現胡於此涉獵相當深入。惟胡最後是皈依中國文學、皈依詩經，從胡與鹿橋的通信中即可知道，這方面的看法胡並未寫入中國文學史話中，其實很多細節亦然，例如胡對張愛玲亦有一些不贊成的，如他在與袁瓊瓊的書信中提到他不喜歡張的心經。胡的論述是漸漸層出，如上述絕聖棄智之一題，今日何日兮中仍有他對書法的另一角度的心得。 八、胡志偉那些人對胡蘭成的議論及資料，先存而勿論吧，如云江澤民之父是胡舊日屬云云，目前尚未見詳細的考證，又我到處詢問，也沒聽過胡確有歷史的漩渦一書，這些都待考。倒是，陳獨秀傳到今天的信徒已略略考證出胡拿汪精衛給他的特支費支助托派一事了，此事可上網查閱，胡是透過學生贈款，有名有姓，且引發托派內部對此的謹慎應對。 九、樓主所謂胡身影之日本庭院，網上已有，見：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FeMxlH47Ig/ ，原影片是錄影帶，經胡紀元先生轉成VCD，我取得後加以流布，未知是哪位朋友送上網路，惟可惜是日語，於影片略可見到胡以舞姿闡述書法的道理等等，不通日語就不明白他說了些什麼。 大致寫到此，有空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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