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的著作在去年以来突然走红。这其中最初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张爱玲与他的一段情，止庵先生在《且说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就说，“胡兰成又的确是张爱玲的解人。四十年代所写《评张爱玲》和《张爱玲与左派》，若对照以同期如‘迅雨’即傅雷之作，其一理解，其一误解，端的高下立判。此种理解同样也体现于《今生今世》，譬如‘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之类考语，恐怕只能出自胡兰成之口。后来此道中人，即便高明所言，尚嫌隔了一层 ; 不及他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张迷的追捧让《今生今世》被某些媒体评为“十大好书”之一。于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今年初抛出胡氏作品《禅是一枝花》及《中国文学史话》。这时，胡兰成的书要继续走红，就需要另外的理由来支撑。于是，止庵先生等又给出了另外的答案，那就是才子文章。他说，“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直到董桥，皆属此列。现在不妨把胡兰成一并算上。才子也者，首先真得有才，形之于文，是为才子文章。以此而论，胡兰成堪称人中翘楚，确实绝顶聪明，处处锋芒毕露。虽然，才本身有品，才之后有识有学。至少前一方面，作者不无亏欠 ; 可是才气太大，似乎又能有所弥补。” 如此评价此前并无什么影响的一个人，就很值得人们追问，胡兰成究竟有何德何能，让他与众多大学人比肩。然而追问下来，情况颇为不妙。有位钱定平先生在《文汇报》、《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对他的生平做了详细揭示，让人们知道了什么叫“文人无行”。 胡兰成 (1907-1982) 出身贫寒，中学未毕业即回家乡小学教书。他从小聪明好学，有“乡间才子”之称，因此自视甚高，不甘心当一辈子“孩子王”，不久就离开家乡，闯荡四方，但郁郁不得志。 1936 年 6 月 1 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胡兰成在《柳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积极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他的政论引起各方的注意。汪精卫系统的《中华日报》也邀他撰稿。他的文章发表后又受到日本刊物的青睐，当即译载。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他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当编辑。他写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深受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赏识，认为他是个人才，想见见他。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薪仅 60 港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为此狠狠地责备了主持该报的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柏生大为惶恐，连连谢罪，立刻提升胡兰成为总主笔。 1939 年春，汪精卫从河内偷渡到上海，着手组织伪政权时，由于陈璧君的推荐，便电邀胡兰成到上海，充当自己的侍从秘书。翌年，汪伪政府成立，胡兰成被任为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当时汪精卫称他为“兰成先生”，经常向他“殷殷垂询”，他因此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胡兰成踌躇满志，自诩“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不料因此得罪了汪精卫、周佛海和林柏生等人。胡兰成很快就被免去职务，又成了“一介布衣”。 被排挤出汪伪集团后，他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和日本军政界的少壮派人物拉上了关系。日本宇垣一成大将约见胡兰成，向他请教 : 如果日本失败，应该向谁求和。胡兰成献计道“向重庆求和，必遭到拒绝 ; 至于延安，可以取得某种军事上默契，但于大局无补。求和必须向英、美，别无他途。”宇垣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由此他的身价倍增。 日本投降后，胡兰成逃出武汉，先后隐居上海、浙江等地。于新中国建国前后偷渡日本，后又曾执教台北。 1976 年，胡被逐出台湾，又客居日本， 1982 年病死于东京。 老底一经揭破，人们也就知道了，他不过是个典型的无节操的浮浪子弟，只不过比起那些沉迷于声色犬马的人来，会写几个字而已。可是由于各大学问家的揄扬，什么“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呀”，什么“他的文字常常让我感佩得心里发酸”（《胡兰成 : 为人与为文》 2003 年 12 月 15 日《京华时报》洁尘 / 文），什么“他却很坦荡，是‘君子坦荡荡‘的那种”（《值得一看再看：胡兰成和他的〈今生今世〉》光明书评网 靳逊 / 文）等等。人们只好以社会多元化来化解自己的疑惑。可是，如此欲演欲烈的吹捧，甚至认汉奸为君子，你只能说他不是吸了鸦片不能自拔，就是书商的钱拿得太多了，开始胡说八道了。 钱定平 先生对这些吹捧的评价很值得人们深思。他说，新出的三本胡书我全看了，并不认为文章如何“堪称翘楚” ( 《今生今世》腰封 ) ，只有一种感觉，策划者等人写的介绍和序言十分可疑。鲁迅翁对中国人的本性，明了得如同 X 光照见五脏六腑，他曾讲中国人健忘，又一次给他老不幸而言中了。知否知否，大汉奸陈公博文笔和旧诗也很不错，他的《寒风集》在 1944 年到 1945 年一连印刷了六次，很可能是比胡兰成更好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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